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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非法证据排除语境下职务犯罪案件审讯策略的法律界限与现实把握

时间:2013-04-22 来源: 访问量:

检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刑讯逼供、以暴力、威胁取证获取的言词证据,法庭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侦查部门需要采用某些侦查谋略以及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心理压力。因此,如何界定合法审讯与非法审讯,如何区分审讯策略和逼供、指供、诱供,如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合理运用强制性,对于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制,准确打击犯罪,防止冤枉无辜,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审讯策略和非法证据的界定审讯策略和非法证据的界定是一个涉及到法律、道德、人性等诸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自由裁量权问题,需要一系列原则支撑。笔者认为,自侦案件的审讯应当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一是法定原则。即审讯行为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只能以法律所确认的方式方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两条主要标准:一是职权法定标准。侦查权必须来自法律具体而明确的授予,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履行职责,超出权限或无法定授权的侦查取证行为应当予以禁止。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不得以法律禁止的手段威胁,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引诱,不得以超出权力范围或者不可能实现的允诺欺骗;二是程序正义标准。审讯行为必须按照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

二是真实诚信原则。即无论采用何种审讯方法或审讯策略都必须符合一条标准,即不至于导致虚假供述和承诺。凡是剥夺或扭曲了被审讯人的自由意志,可能导致其虚假供述的审讯都是不合法的。侦查讯问活动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需要诚信加以规制。口供证据的获取过程是一个具有正当性的理性过程,侦查讯问谋略,必须以诚信为基础、为规范、为准则。侦查讯问是一个以犯罪控制为目标的重复博弈过程,从侦查讯问乃至整个刑事侦查功能作用来看,毫无诚信节制的侦查讯问“诡道”,是以司法信用丧失为代价谋取的之案件突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不仅使法治权威和公信力丧失殆尽,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信用体系。真实诚信是公平正义应有之义,也是衡量司法公正、判读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标准。

三是道德限度原则。即审讯方式的妥当性,审讯强度的适当性和审讯方法的社会容许性。侦查讯问应当体现法治精神对人性的关怀和社会公德的尊重。刑事审讯方法的使用有一定的道德限度。审讯策略的合法与非法性是一个具体行为具体分析问题,很难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细则界定。审讯谋略的性质界定,既需要法律的外在规制,更有赖于道德规范的内在把握。在刑事程序中提出和强调人道价值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它既是刑事诉讼制度伦理的欲求,也是现代刑事法治精神的体现;既有克服和矫正刑事司法实践过度功利化之需要,也是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必要。法律的精义在它所体现的社会人文关怀,审讯理性与社会道德底线冲突时,审讯理性应当以社会道德底线为取向。因此要求审讯应当符合社会经验判断所确定的一般标准,而且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使被讯问人精神、心理、健康受到过大的压力和损伤或侵犯其基本人权,还不得超越公众认可的道德界限,背离公序良俗的要求,使公众的良心感到愤慨。

二、非法证据与审讯策略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把握实践中,如何协调审讯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冲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法律制度、司法程序规定得尽可能的精密化和技术化,增加其可操作性。二是要求刑事侦查人员提高素质,增强法律意识,把握操作技术,既能有效侦破案件追究犯罪,又能遵守法律程序,不致触犯侦查法制中的禁止性规定。具体而言,应当注重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认识和甄别威胁与教育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刑事罪犯不会完全诚恳地和自发地陈述犯罪事实,如果完全禁止使用一切对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压力的手段, 那讯问将不具有作为一种侦查手段的所有意义。司法人员与涉嫌当事人对话区别于普通对话的本质,就在其法律性,就在于体现着法律特征的心理强制力。但是法律强制性并非都是赤裸裸的暴力,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潜在的能预测的可能性中。这种外部的可能性,是通过法律程序实施的强制措施,并且它通过法律活动的后果,产生制裁,渗入当事人的内心,从而产生心理强制。

刑诉法第46条规定:没有口供,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这种不以是否供述定罪的强制是犯罪嫌疑人对刑事责任后果考虑基础上的内心强制,而刑事强制措施则是以保障刑事诉讼秩序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外在强制。实践中,不管审讯对话怎样婉转都不可否认地具有法律强制力所内化的制约性:一是在侦查讯问中,强调“无供能定案”的法律规定,营造证据确实充分的审讯态势,以摧毁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二是犯罪嫌疑人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分析,推测相应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承担,敦促其走坦白立功之路;三是刑事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具有内心和外在双重威慑力,根据审讯谋略需要,严格依照刑事强制措施法定条件,加大强制措施“引而不发”的不可预测性,适时采取或示意将要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让其真切地感受到一旦采取强制措施后果的严重性,摧毁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的侥幸过关心理;四是为掌握侦查讯问主导权,在审讯中,对气焰嚣张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强化审讯气势,对采取过激对抗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使用警械,在维护审讯秩序、保障审讯安全的同时,促使犯罪嫌疑人不得不面对现实配合审讯。

审讯强制性是建立在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基础上的犯罪嫌疑人何去何从法律后果抉择的内心强制性,而不是刑讯逼供、不是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因此。作为取证的非法手段,威胁应是指以恐吓或对其本人家庭进行报复的行为。审讯过程中,不能违法,不能动粗,不能出口成“脏”,更不能以损害犯罪嫌疑人的肉体、人格尊严和程序权益相要挟。侦查讯问强制性不仅仅是针对涉案当事人,同样也制约侦查讯问主体,非法威胁是背离程序正义而追求审讯结果为目的权力滥用。对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则是司法人员的法定义务,与威胁手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实践中应严格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二)正确认识和甄别引诱与疏导的关系。

作为非法取证手段的引诱,是指诱使当事人违反诉讼义务并违心提供虚假言词证据的行为。任何言词证据均是对已发生的事实所做出的回忆性证明。受年龄、文化、智力均衡生产因素影响,一时记忆模糊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侦查人员为给当事人创造“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而作些非指供诱供性的提示工作,是一种帮助准确回忆的疏导,其目的是帮助当事人依法履行诉讼义务如实提供证据,而不是妨害诉讼义务。因此,应严格将二者区别开来,既不能将非法手段作为取证手段,也不能将正常的工作方法视察为非法手段。

1、诱供与策略承诺。

司法承诺是侦讯机关、审讯人员在职权范围内一种负责任的表态和承诺,是能够兑现的一种承诺。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交代,是对需要引导和情感激励的结果而非审讯诱骗。而诱供是侦查人员以没有法律根据、无法兑现或根本就不准备兑现的欺骗手段以诱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为目的的行为。

在审讯中进行司法承诺,必须十分慎重:一是以法律规定和政策尺度为标准,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不能进行承诺;二是对于超越职权范围不能兑现的事项不能进行承诺;三是不能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作为承诺内容相引诱,不能将犯罪嫌疑人的人文关怀作为筹码进行承诺。四是“言必信,行必果”,信守承诺、必须慎重承诺,言而有信、力所能及,绝不能以承诺为诈术。在审讯时,犯罪嫌疑人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并经常提出无理要求,如“我交代了,你们就不处理我”“我交代了就要给我判缓刑”等要求,我们不能答应。如果随意承诺,法律不允许,又会给日后的处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审讯人员的回答应讲究策略,如果完全答应他的要求,这不合法,如果当场拒绝,又可能使被审讯人产生消极心理拒供,恰如其分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否实话实说了,同时对于你的表现,我们会在笔录中真实完整地反映出来。”然后给他讲刑法关于自首、坦白、从轻、减轻等方面的规定。其实,犯罪嫌疑人问出这样的问题,往往也是得知侦查人员掌握了自己(大量)的罪证,心理临近崩溃。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犯罪嫌疑人经过内心的利益权衡,往往会选择交待事实。而他此时的交代,则完全是他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而非办案人员的引诱欺骗。如果侦查人员答应对方:“你的问题并不严重,只要讲出犯罪事实,我们就让你回家。”这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诱供。

诱供利用被审讯人担心受到处罚和制裁的畏惧心理,许诺释放、从轻、免罚等以换取其供述。在审讯过程中,遇到犯罪嫌疑人顽抗到底,百般抵赖,采用各种方式均难以奏效时,有些侦查人员便利用被审讯人在身体状况、生活待遇、家庭问题、思念亲人等的困难和要求,以交代犯罪事实作为交换条件,诱使被审讯人供出案件事实。诱供是一种欺骗的方式,其后果不是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强化犯罪嫌疑人的敌对情绪。

2、诱供与证据攻心。

在侦查讯问信息不对称搏弈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握有“生死攸关”证据却不肯就范,审讯人员手中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又难以制服罪犯让其就范。没有证据为后盾,侦查讯问就失去了威慑力,“以证促供”的审讯策略在打开职务犯罪审讯突破口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据攻心是审讯人员针对犯罪嫌疑人“只要不承认就定不了案”的侥幸心理,采用“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审讯谋略,强化和渲染手中证据的确实充分性以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使其感到“铁证如山”,犯罪行为难以掩盖抵赖而不得不作出供述。证据攻心是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杀手锏。但审讯人员将侦查假说演变为具体的犯罪人、事实、过程和情节,诱使或迫令犯罪嫌疑人依此作供,就应当成为诱供行为了。

证据攻心在谋略指导思想上,以无罪推定为原则,是运用证据去求证侦查假说的一个过程,侦查假说处于有待验证的不确定状态;在谋略性质上,证据攻心是通过对掌握证据的运用以印证扩展案件证据并形成和完善案件证据锁链;谋略结论上,证据攻心是一个通过证据不断校正、修改、完善甚至是推翻原有侦查假说形成新的侦查假说的求证过程。在证据攻心的过程中,用于唤醒犯罪嫌疑人记忆的启发语言,必须是通过含蓄的语言间接影响犯罪嫌疑人的记忆,在语言的启发下使其记忆重现,达到犯罪嫌疑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目的。例如,某犯罪嫌疑人能清楚记得某行贿人曾向自己行贿,但记不得准确数额,办案人员向其提示收钱后是否存入银行?还是用这笔钱买东西以及买了什么东西?等等,以帮其回忆钱的数额。

3、诱供与真情感化。

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案发前在当地社会上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即通常所说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初期,具有一定的心理反差,对环境、形势的不适应和自我保护的本能是正常的,恢复自尊的愿望特别强烈,在审讯初期会表现出对立抵触的情绪。此时,按照人性化办案的要求,采用真情感化的方式,文明对待被审讯对象,在人格上给以平等和尊重,给予安排饮水、吃药和生活上的关心,可能更容易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如某办案人员在审讯某职务犯罪嫌疑人陷入僵局时,从与其交谈中了解到其特别偏爱某种食品,于是自己掏钱买来,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在审讯现场,没有恶语相加、讽刺挖苦,有的只是平等的对视、诚意的教诲和温馨的场景。使得该犯罪嫌疑人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而应得到的平等待遇,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对检察机关仇视、抗拒的心理渐渐消除,开始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此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因为人格得到尊重,出于对审讯人员的信任,触动了他们的悔罪心里,从而自觉自愿的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审讯技巧的一种,区别于先许以优惠条件作为让其老实交代的交换条件的诱供行为。

三是正确认识和甄别欺骗与谋略的关系应当说,欺骗与谋略在形式上都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计谋性、策略性手段,但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取证特定情况下,二者却有着质的不同。从手段性质上看,欺骗具有社会危害性,它直接妨害了当事人如实作证的诉讼义务,是妨碍当事人如实作证的违法手段。侦查谋略则对当事人诉讼义务没有妨碍,相反侦查谋略是侦查人员的义务使然、智慧体现和基本能力,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轻率地将侦查谋略视为欺骗手段。

 

审讯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心理特点, 在审讯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故意向犯罪嫌疑人传递某种不实信息,制造犯罪事实已被掌握假象以形成并强化犯罪嫌疑人拒供已无意义而不得不供的判断失误心理状态作出供述的审讯谋略。在侦查讯问中审讯人员采用的讯问圈套的谋略主要有:一是错觉性谋略。即指审讯人员有意传递一些错误或虚假信息给被审讯人,如侦查讯问时,慌称有人目睹或知晓了其犯罪事实,使其产生罪行败露,侦查人员已经掌握其犯罪事实或证据的错觉和误解;二是分化瓦解谋略,即离间计。离间计的心理基础是“囚徒困境”博弈说,就是通过利用同案犯间的猜忌心理和利己主义,通过语言、行为或场景设计制造同案犯已作供述,抗拒不仅已无意义,更是对自己法律后果的最不利选择的决策错误而被迫招供。离间计使用的重要性,还在于对共同犯罪攻守同盟以强化其审讯对抗心理障碍的破解,只有利用和制造矛盾将其分化瓦解才能各个击破;三是“证据”谋略。制造证据圈套的手段很多。如,制造贿赂犯罪“再生证据”,让“行贿人穿上与行贿当天同样的衣服,提着与行贿当天相同的公文箱,在同样的晚间时分出现在犯罪嫌疑人家的路途中,由侦查人员将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再以此为据对受贿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讯问”,再如,化装为“同案犯”,让犯罪嫌疑人误认为同案犯已被抓获,抵赖无用而作出供述。此外,侦查讯问中采用的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打草惊蛇、敲山震虎、暗渡陈仓等策略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欺骗性质。

审讯圈套的基本特点是欺骗性,但这种欺骗性是以审讯合法性为基础的:一是审讯圈套欺骗是审讯人员在一定证据线索和案件事实背景基础上进行的,就案件而言,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案情不很清楚,证据不够充分,但审讯人员综合各方面个情况进行科学分析以综合判断犯罪行为成立的案件,而不是空穴来风的主观想象和臆测;二是审讯圈套是基于犯罪嫌疑人“做贼心虚”的特殊心理作用产生的认识错误,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犯罪者,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认识错误的;三是审讯圈套是严格逻辑推导下对案件事实锁链中某些不明环节的推演和填补,在审讯实践中,作为一种特殊讯问谋略,主要是以查明某一案件的某一犯罪嫌疑人、某一犯罪行为、情节、环节证据以形成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锁链的特定讯问条件使用的;四是审讯圈套作为社会防卫的善意“欺骗”,为社会公德所容忍。

诚实是做人交友的社会标准。但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对欺骗的认识具有多重性标准。审讯作为不合作非暴力博弈行为,欺骗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误导犯罪嫌疑人认识错误而查清案件事实真像以控制刑事犯罪,这并没有违背社会良心道德。但是,审讯圈套毕竟是在侦查人员缺乏证据情况下以假信息或是欺骗手段诈取口供的行为,不能演变为毫无事实根据、犯罪逻辑基础和社会道德原则的“骗供”。“骗供”是为公众舆论谴责的审讯人员悖离程序正义的“指鹿为马”行为,“骗供”辅之威逼利诱是导致虚假供述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审讯过程中,要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做到:审讯氛围庄重平和而不粗鲁暴躁;提问语气严肃文明而不粗口轻浮;宣讲政策耐心细致而不指供逼供;讲究谋略以智取胜而不诱导伪证。无论在形式要件上还是在实质要件上,均要确保取证方法的合法性。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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