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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时间:2013-08-12 来源: 访问量:

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等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醉驾入刑确实有效遏制了酒后驾驶的危险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尚有一些问题和困难,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一、危险驾驶罪所涵盖的范围过窄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罪仅规定了两种犯罪情节: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出现情节恶劣的情形;二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形。但在实践中,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远不止这两种情形。如因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数量近年来呈快速增长趋势,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重大隐患。据媒体报道,2011年7月26日,一名出租车驾驶人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在北京南四环肇事,造成21辆机动车剐蹭的连环事故。毒驾者在吸食毒品后,精神会极端亢奋甚至产生幻想、幻觉等症状,从而导致驾驶人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判断力。而这些“毒驾”者在未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没有纳入我国刑法的调整范围。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毒驾”和“酒驾”都是绝对禁止的。“酒驾”已经入刑,但刑法目前还未对“毒驾”的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虽然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细化了对吸毒人员申领驾驶证的限定条件,完善了对取得驾驶证人员的吸毒人员管理措施,但是对于“毒驾”行为,目前只能被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吸毒行为本身进行处罚。除非涉毒驾驶人造成严重后果,且在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以上,方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或根据不同情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行为应当是指“高危性不安全驾驶”。这种“危险驾驶”是指驾驶人员的驾驶状态或驾驶行为极为危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种危险驾驶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驾驶状态的高度危险,如饮酒、服用毒品、麻醉剂、疲劳驾驶等情形;另一种情况是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包括严重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或明知车辆不符合安全要求仍然驾驶等。世界上对危险驾驶立法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以“醉酒驾驶、吸毒驾驶、严重超速驾驶和无证驾驶”为危险驾驶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在内容上仅规定了两种行为,内容显得过于狭窄。而且,该条文采用完全列举式规定,将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限定为醉驾和追逐竞驶,而没有采用概括式的兜底性规定,从理论上排除了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可能性。然而,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极为广泛,除醉驾和追逐竞驶外,还包括吸毒后驾驶、超载驾驶、无证驾驶、超速驾驶、疲劳驾驶、驾驶明知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等。其中,与醉驾和追逐竞驶相比,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明知存在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无证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醉驾和追逐竞驶。而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将这些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这既不利于全面规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行为,也导致了刑法在对危险驾驶行为处罚上存在空隙。因此,笔者建议将更多的危险驾驶方式扩充到本罪名之中,在尽量列举完善后,再设置一个兜底性的条款,即“及其他危险方式驾驶车辆的。”

二、“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在实践中难以把握

危险驾驶罪中关于追逐竞驶行为的条文规定了须情节恶劣方可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概念性的条文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难题。首先是如何理解“追逐竞驶”?从文意上看,追逐竞驶就是车辆驾驶人相互追赶,互相竞速。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飙车”有所不同,“飙车”只说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那么是否要求追逐竞驶的速度超过限速?例如在高速公路上,没有超过规定的限速,前后两辆车相互追赶,这是不是“追逐”?如果要求超过限速,那么究竟超速了多少才构成犯罪?这些都是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的问题。

其次,“情节恶劣”如何把握?此处的“情节恶劣”显然不同于结果犯中的“严重后果”,但是什么是情节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才能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纳入刑法加以规制。这个“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把握。虽然“犯罪情节”与“犯罪后果”有区别,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是交织在一起的。实践中要将两者完全区分,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如“追逐竞驶严重超速、屡教不改、在道路繁忙的路段追逐竞驶”等行为视为“情节恶劣”无争议,“出现交通事故等严重后果的”视为“情节恶劣”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因为追逐竞驶造成“交通堵塞”但没有人员伤亡,在高生活节奏的现代社会,“交通堵塞”也会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那么“交通堵塞”是应当视为“犯罪情节”还是“犯罪后果”?如果视为犯罪情节,“情节恶劣”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如果属于犯罪后果,这一行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情节恶劣”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入罪标准,虽然不是结果犯,但应当有一个“度”来作为衡量标准,否则会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

综上,笔者认为,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追逐竞驶及情节恶劣的定性标准,否则该法律条文将因缺乏操作性而流于形式。建议认定“追逐竞驶”应当以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驾驶者之间应当有事先的意思联络为标准。“情节恶劣”可以考虑具备下列情节:1.因追逐而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较大人身财产损失(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的);2.追逐车速达到或超过行驶路段的规定车速的1.5倍的;3.在闹市区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追逐造成交通阻塞半个小时以上的;4.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三、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过低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因而此罪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的严重程度不容置疑,但是立法者只设立“拘役”及“罚金”的惩罚方法,这一过低的刑罚配置严重削弱刑罚的威慑功能,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查办危险驾驶案件时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这不符合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所要求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一条件,故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时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危险驾驶罪由此成为刑法分则中唯一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公安机关因警力有限往往不采取监视居住这一需要投入大量警力的强制措施,因此,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成为必然。而对不能逮捕也不适宜取保候审的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例如:犯罪嫌疑人为外来流动人口,无法提供当地的保证人,一旦释放就难觅踪影,采取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也无法保证其随传随到),司法机关常常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即使明知其不符合取保条件、可能逃脱,也不得不对其取保候审,否则必然违背程序。由此又引发另一个问题,就是诉讼程序倒流现象的发生,即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或审判环节不到案,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往往会将案件退回到上一环节,公安机关再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此时才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以“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情节严重”为由予以逮捕。而这种做法必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效率的降低,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稳定和权威。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危险驾驶罪刑罚设计的不合理,同时,该罪在量刑幅度上的过于狭窄,不利于发挥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区别主观恶性不同和客观危害性有别的危险驾驶,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如果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提高至有期徒刑,上述程序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需要注意的是,在设定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同时,应当考虑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相衔接。根据其危害程度参考相关国家立法例,可以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修改为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四、“醉酒驾驶”实践中刑罚适用不平等

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案件,入罪门槛低而又多发,如何正确、恰当地适用量刑情节,确保准确量刑,做到罪刑相适应、量刑均衡,是当前司法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实践中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化量刑指导标准,导致法院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时中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处理方式不相一致,量刑失衡现象时有发生。2012年至2013年3月,本院共移送法院审理危险驾驶案件73件,其中,判处免刑2件、判处缓刑20件,其余均被判处拘役一个月至五个月。下面是近期的判例:

1)被告人王某某醉酒后(血液酒精含量97.7mg/100ml)驾驶小型客车被查获,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被告人康某醉酒后(血液酒精含量300.84mg/100ml)驾驶小型客车与一辆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车主轻微伤(偏重),经认定,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康某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被告人卿某某醉酒后驾驶(血液酒精含量为92.7mg/100ml)小型客车被查获,判处拘役一个月,罚金2000元;

4)被告人汪某某醉酒后驾驶(血液酒精含量为227.63mg/100ml)小型客车与一辆小型客车发生碰撞,后赔偿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被免予刑事处罚。

在上述案例(1)和(3)中,王某某与卿某某醉酒后驾驶车型相同、血液中酒精含量差不多,也都未发生交通事故,认罪态度也都不错,结果是一个判缓刑,一个判实刑;而案例(4)中,汪某某不仅血液中酒精含量大大高于王某某与卿某某,还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后果,结果居然被判免刑。案例(1)和(2)中被判处相同主刑的二名被告人,量刑情节也大相径庭。上面四个案例是同一法院同一时间段作出的判决,我们不难发现量刑失衡、同罪不同罚的现象,而对于不同地域的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判处更可谓“百花齐放”,像众所周知的高晓松危险驾驶一案,其因醉酒驾车(酒精含量243.04 mg/100ml)造成四车追尾,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对于上述量刑失衡情况,由于危险驾驶罪设定的法定最高刑是拘役,所以检察机关很难以量刑畸轻畸重为由通过抗诉等手段予以监督。

笔者认为,应当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里增加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定,确定量刑的起点及基准刑调节情形等内容。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驾驶车型、案发地点、犯罪后果、悔罪态度等主要量刑情节,并配置相应的要素分解和量刑幅度。另外,在确定量刑基准刑时,还应为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留下空间,因此不宜顶格确定基准刑。

对于危险驾驶罪应该严格按照其犯罪构成要件,结合该罪的本质特征区分情节来对待,对于情节轻微,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的,法院可以判处缓刑或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种决定或判决本身也是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行为人如果今后再犯同样的醉驾行为,则可以作为一种情节恶劣的情况来量刑,这样做也可以起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否则,不分任何情节,一律处以拘役,会扩大打击面。作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完善的量刑建议制度,公诉方应将量刑建议作为出庭公诉意见书的必备内容之一进行充分阐释,以进一步督促法官正当、理性地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切实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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