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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这一特殊侵权行为责任承担的规定
信息来源:青少年维权网  发布日期:2014-4-9

2003年8月31日,本律师接受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指派对未成年人韦小程溺水身亡赔偿案进行法律援助。

通过调查取证,得知高尔夫球场的所有人系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我们同时发现:从韦小程死亡至调查取证时整个高尔夫球场一直在施工(施工的工人大多回避律师的调查,无法查清是哪家建筑公司在施工);高尔夫球场没有围栏,没有保安卫,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人工湖的周围没有防护设施,也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湖水底部有防漏层,非常湿滑,人掉下去根本无法自救。由此可以确定人工湖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过错是明显的。2003年10月15日我们以韦小程的父亲韦某的名义为原告,以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1)一次性赔偿甲方误工费6000元、丧葬费5182元、死亡补偿金207280元,合计人民币21846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乙方负担。

为了原告利益,开庭前我们也曾主动与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联系,力争双方协商解决本案纠纷,但双方未能就和解事宜达成一致。

2003年11月22日法院开庭审理。我们代表原告方向法庭陈述了事实和理由以及主张的诉讼请求,被告方在承认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出示了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与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认为高尔夫球场的实际管理人为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故应由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责任。我们当即向法庭提出应追加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法庭表示要对是否追加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进行研究,研究后通知双方。

就在此时,原告韦某再一次向我们提出希望迅速能拿到现钱,然后尽快回老家重庆过年,过完年不打算回北京了,北京是他永远的痛。诉讼旷日持久,现在又要追加被告,也确实不知官司打到何时,即使打赢了,还存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原告韦某担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随即,我们即将当事人的要求与承办法官进行了沟通,希望法官能做做被告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的工作,法官表示愿意配合,主持双方进行调解。经多次调解,11月28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和案外人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赔偿韦某10.3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承担3万元,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承担7.3万元,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应赔偿部分暂由北京某休闲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代为支付),原告韦某撤诉。10.3万元赔偿款交至法院帐户,原告办理撤诉手续后从法院提款。

随后,本律师按照法庭主持调解的内容起草了三方《和解协议》,2004年1月5日本律师陪同韦某前往法庭签署《和解协议》、申请撤诉和领取赔偿款。拿到赔偿款后,韦某拉着本律师的手感激涕零。

 

【分析与建议】

一、重视以调解与和解方式解决纠纷

中华民族具有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在生产和生活中,人民群众如有争议和纠纷,也愿意用平和的调解方式解决,自愿接受调解的结果。本案在原告提出希望迅速能拿到现钱要求的提示下,本律师及时与法庭沟通,最终通过和解、撤诉的方式获得了赔偿,解决了纠纷。对原告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佳的结果。诉讼本来就旷日持久,庭审中被告又提出自己不应当承担责任,抛出另外两个要承担责任的公司,法庭要追加被告,程序上又会拖延很长时间,也确实不知官司打到何时,即使打赢了,还存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当时正值年关,原告要回老家过年,若过完年再回北京继续诉讼、申请执行、等待赔偿款并不经济,10.3万元一次性赔偿的调解结果,原告也非常满意。以调解与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既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符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律师在诉讼中,应尽可能的多做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的调解与和解。

二、是否接受媒体的采访,当事人利益是唯一衡量标准

本案所述的韦小程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等媒体曾报道了事故的发生情况。该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后,上海东方电视台《律师视点》栏目记者曾主动与本律师取得联系,要求采访并准备在开庭前进行报道。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如果在开庭前进行报道,可能会使被告过早了解我方的代理观点(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出台),造成我方在开庭审理中的不利境地;而且报道也可能对北京某花园别墅有限公司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案件的和解或调解。因而,庭前进行报道总体上不符合原告的根本利益,我们决定婉言回绝记者的采访。律师办案过程中,为了案件的需要,有时借助新闻媒体进行反映、呼吁,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实现社会正义,这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们律师绝不能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不顾当事人的利益,接受媒体的采访,甚至主动利用媒体进行炒作。因此,律师是否应当接受媒体的采访,其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接受采访是否符合当事人的利益。

 

【作者简介】

赵继明,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